岳阳,古称巴陵或巴丘,陵也好,丘也罢,合为丘陵,符合岳阳的地形特征。为什么丘(陵)前有“巴”,历来争论得厉害。著名史学家何光岳先生认为,原籍四川的巴人败于楚,一支溃逃至今湖南岳阳,留下许多坟丘,因丘和陵都有坟墓的意思,故名巴丘,又名巴陵。更多人则相信源于《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的神话,认为岳阳乃巴蛇吞象后吐出的骨头堆成的山丘。六朝宋人庾仲雍在《江记》中与之配套补充说:“羿(后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宋人范志明则在《岳阳风土记》中证实说:“今巴蛇冢在州院厅侧,巍然而高,草木丛翳。兼有巴蛇庙,在岳阳门内。”至今岳阳仍遗存有“象骨山”“象骨港”的地名确为事实。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后羿,一个是帝俊执政时期“射十日”的(大)羿,还有一个是夏代篡夺夏国后位的有穷国国君(后)羿,无论是大弈还是后羿,与巴人败楚入岳的时间差了至少两千年,巴人何时入岳,竟成了不解之谜。
四川的巴人究竟何时来到了岳阳?
好在甲骨文里留下了蛛丝马迹。
“巴”并非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所解释的“食象蛇”。但他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巴蛇吞象”的典故东汉即存在了。因为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仅凭小篆字形“
”象蛇,结合《山海经》里巴蛇吞象的神话就认定其为蛇,而且就是那条吞象的蛇。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还进一步发挥想象解释说:“一,所吞也。指事。”意思是说小篆中的那一横指被吞的大象。直到清末民初甲骨文出土才发现被打脸了,甲骨文中的“
”(巴)指的是远古时期生活在西南高山丛林地区伸手抓(
,爪)住山石或草木节(
,卩)节攀升善于攀爬的族民,今四川、陕西、湖北等地大巴山、巴中、巴水、巴溪、巴岭等所有含“巴”字的区域就是他们曾经的栖息之地。小篆“
”中“卩”(
)“爪”(
)二字清晰可见。“
”“
”分别楷化为“
”“
”即楷书“巴”。
巴人早在炎黄时期就生活在今四川一带。《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宋代罗泌《路史·后记》卷一注曰:“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意思是以蛇为图腾的伏羲部落的后裔后照之子顾相因过失被降处于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部落领地占了巴人的地盘,成了新的巴王,部落依然叫巴,但图腾改白虎为蛇。巴部落于夏朝时建巴国,定都夷城(今湖北恩施),后迁丹山(今四川叙永)。商朝至西周时期迁都巫山,助武王伐纣建功,周武王分封姬姓王室宗亲取代巴人部落首领为王,封子爵,巴国因此又名巴子国。显然,巴人的一部分在夏朝或更早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的栖息之地四川。原因是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引《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羿射十日非指其真的弯弓射日,而是说帝俊之子帝尧派神射手羿领兵攻打十个以日为图腾的东夷十国,灭了九国仅剩一国,那被灭的九国国民被强制移民,其中一支被迁徙至今湖北宜昌、恩施,分别更名为夷陵、夷城。羿灭东夷九国的同时亦灭了四川的巴国,巴国的一部分被迁至夷城,残部顺长江水道逃往今湖南岳阳,以巨蟒为图腾的残余巴人以蛇吞象的血性与强大的羿作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坟丘,是为巴丘。由于古代地名多以部落之名命名,因帝俊为夋人(合而为“俊”)部落首领,巴丘被纳入夋人部落版图之后,其赖以生存的山脉因此名夋,后另加义符“阜”(左“阝”)名“陵”以突出其山岳特征,巴丘由此得名巴陵。宜昌亦因此得名夷陵。至于那个篡夏的后羿,来不及跑到岳阳为民除害射巴蛇就被家臣寒浞所杀,所以被排除在岳阳的历史门外。
巴蛇吞象确有其事
之所以人们始终认为巴蛇吞象仅仅只是个传说,是因为人们不相信蛇可以吞象。有意思的是,“它”字的甲骨文证实了远古时期的蟒蛇的确可以吞下一头幼象。蛇作为常见的冷血动物有个显著特征,即没有牙齿,捕获食物只能生吞,所以甲骨文用两蛇(
、
)合体共一钉(
,丁)头写作
(它),表义吞下食物后身体膨胀一倍(相当于两蛇之躯)的巨蟒。由于食物没有嚼碎,所以食物吞到哪里,哪里就会鼓起一个大坨,于是“它”就有了坨的意思。如驼,即表义背上长它(坨)的当马驮物的沙漠之舟。由于鼓起一坨的食物属于蛇身体之外的异物,它由此引申为异、別的,亦引申作第三人称代词,称人以外的事物。对此人们不禁好奇:远古时期缺少天敌的巨蟒究竟能吞下多大的异物?有意思的是甲骨文里居然做了详细的记录:
将
(它)拆开,表义口含毒液(
,丶),吞食了一头鹿(
)的身体肿胀的钉头蛇(
,它);
将
(它)拆开,表义吞食了两个大人(
、
)一个孩子(
)一家三口的身体肿胀的钉头蛇(
,它);
再将
(它)拆开,表义吞食了两个人(
、
)和两只犬(
、
)的身体肿胀的箭头(
,入)蛇(
,它)……
泰坦巨蟒化石
纵观这些被吞之物的体量,加起来足抵一头幼象。蛇究竟能不能吞象?直到2009年终于得到证实。考古学家们在哥伦比亚塞雷洪煤矿出土了28具泰坦巨蟒的化石,其中最长的14.3米,体重1.5吨,以体重约500公斤的吨鼻鳄为食。或许正是因为巴人生活的地方生活着这样的巨蟒,取代土著巴人的伏羲后裔恰好崇拜的是蛇,故巴地之蛇蛇以地名,名巴蛇,许慎《说文解字》故曰:“巴,虫也。或曰食象蛇。”显然,民间广为流传的所谓后羿射巴蛇故事,并不是说后羿跑到岳阳来为民除害射巴蛇,而是说他带兵到岳阳来追杀以巴蛇为图腾的巴人;《山海经·海内南经》里所谓“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也非指岳阳的巴蛇吞了一头象,而是记录了巴人与如象一样势力庞大的后羿作战三年,留下了许多后羿战士尸骨的惨烈历史,由此遗存了“象骨山”“象骨港”等历史地名。
与巴人有关的岳州非遗
尽管巴人并非本属南蛮三苗的岳阳土著,却因为巴人长期在此生活,不可避免地给岳阳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粑粑。
巴人攀爬时,身体贴近山体,手紧紧地抓草木不放松,好像粘在一起,于是巴就有了粘连之义,人们便将所有粘结着的东西称之为巴,如泥巴、锅巴。引申泛指粘贴,依附在别的东西上,如饭巴锅了;巴结。又引申为贴近,如前不巴村,后不巴店。岳阳自古为鱼米之乡,盛产黏性糯米,岳阳的巴人用糯米做成饼状或团状的黏性食物,由此得名粑粑。因糯米粑粑象磁铁一样具有粘连性,由此得名糍粑。
又如篱笆。巴人常用当地盛产的巴竹扎成围栏阻挡野猪等兽类入侵,人们将这种隔离设施以巴人命名称之为巴。后另加义符“竹”突出其竹制特征称之为“笆”。洞庭湖区的巴人改用常见之苇,称这种隔离用屏障为篱笆,称用来编制篱笆的酷似茅草的芦苇为巴,后另加义符“艸”(艹,草)突出其草本植物的特征称 名“芭”,合称芭茅。
有个成语叫下里巴人,出自战国楚·宋玉《对楚王问》,说的是因宋玉从不随声附和别人的主张,经常遭人非议。楚王问其缘由,宋玉回答说:“有一个歌唱家在京城唱歌,唱的是楚国更流行的两首民歌《下里》和《巴人》,围观者有好几千人跟着唱。接着他唱了一首比较高雅的《阳阿薤露》,跟着唱的就只有几百人了。接着他又唱了一首更高雅的《阳春白雪》时,跟着唱的就只剩几十人了。最后他唱了一首五音六律特别和谐的更高雅的歌曲,能跟着一块唱的人就仅仅只有几个人了。可见歌曲越是高深,能跟着唱的人就越少啊!即曲高和寡。”由于“下里”指楚国社区一级的行政区划,靠近都城的为上里,远离都城的为下里(即文明落后之地);加之巴国山高林密,偏僻落后,岳阳隶属南蛮三苗,皆为蛮荒之地,于是乎人们便借“阳春白雪”指代高雅的文艺作品,用“下里巴人”指代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
由于四川和岳阳的巴人受古代中原王朝的歧视,巴因此常含贬义。最典型的是人们经常用源于巴蛇吞象典故的“人心不足蛇吞象”比喻人的贪欲大到不切实际。其实巴人既不贪婪,更不“下里”,反倒非常聪明。洞庭湖区的巴人根据湖区特点发明了一种酷似在地上爬来爬去平整土地或聚拢谷物的工具,人们称之为耙。耙的发明极大地改善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洞庭湖区农业生产的效率。
再读巴勃罗·聂鲁达来源:【人民网】
在智利,巴勃罗·聂鲁达的黑岛故居和他的诗作一样有名。20世纪30年代末,聂鲁达从战火初燃的欧洲回到祖国智利,购置了一块海岸边布满黑色岩礁的土地,一栋石头房子坐落其上,诗人将之命名为“黑岛”。从此,黑岛成为聂鲁达周游世界后一次次返回的港湾,他在这里面朝大海,回忆、想象、创作、会友。
流入宽广世界
深入群众生活
对于聂鲁达来说,面朝大海,并不意味着背对俗世、远离人间,他的石头房子里装着整个世界,正如中国诗人艾青在给聂鲁达的诗中所写的:“房子在地球上/而地球在房子里”——1954年,艾青在聂鲁达黑岛的家中做客,写下充满欣喜、钦慕和希望的诗篇《在智利的海岬上》。今天,这里已经成为聂鲁达故居博物馆。我去参观时,车子从原野中延伸的高速公路驶下,拐过几个弯,浩瀚的太平洋横亘眼前,广阔无垠,激动人心,仿佛一首诗抵达 *** 。
在诗人故居院落里摆放着一条小船。小船的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用意义——这片港湾并非聂鲁达的遁世之处,而是他与世界、与无数个遥远异邦的连接之域。房子里摆满他从世界各地带回的纪念品:船头雕饰、各种形状的海螺、奇形怪状的玻璃瓶、放在玻璃瓶里的船模、面具、旧鞋子、烟斗……如同孩子,诗人收集着所有他觉得好玩儿的东西,把家变成包罗万象的博物馆。
聂鲁达的家,不是奢华和那种含蓄展示财富的“格调”。他在世间一切普通物件中发掘美的价值,他珍视并歌颂大自然的造物和手工劳动的成果,这和他的诗作风格相一致——他是世界的诗人、人民的诗人。他曾在诗作中声明,在他死后,这栋房子要留赠给劳动者们,“兄弟,这里就是我的家,/请到我这个在贫穷的战斗中建造起来的/海花星石世界中来。”
海花、星石,仿佛是海潮和星光的结晶。大海与星星的形象,频繁出现在诗人青年时代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见上图,张伟劼供图)中,它们构成了青涩之爱的意境,它们属于诗人自幼常见的自然景色——空旷的智利南方,仿佛是被“文明”世界遗忘的一个角落。
诗人深爱这片尚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土地,也爱这片土地上的人。“倚身在暮色里,我朝你海洋般的双眼/投掷我哀伤的网”“是谁用烟的字母把你的名字写在南方的星群之中?”“今夜我可以写下最哀伤的诗句。/写,例如,‘夜里星繁,/星星在远方很湛蓝,打着寒战。’”……在这些诗篇里,我们看到一个时而 *** 澎湃地追逐爱侣、时而为爱人不在场而黯然神伤的纯真少年。一切都是最质朴的情感,用朴素的语言写就,一如那朴实无华的智利南方风光。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我曾看到《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诗句被印在地铁车厢里。在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的小说《邮差》以及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中,老诗人聂鲁达与年轻的邮递员结为好友,教他写情诗,为他追求心仪的姑娘助一臂之力。诗歌没有成为遥不可及的阳春白雪,而是流入宽广的世界,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
永远面朝大海
永远满怀希望
如果说吟诵着《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时的聂鲁达还是一个惆怅于儿女情长的年轻小伙儿,那么在后来的创作中,在探索诗艺的同时,他不断拓宽着情感的音域,从多情到博爱,从“我”到“我们”,自觉担负起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诗人经历了波澜壮阔的生活:23岁起即担任智利 *** 派驻亚洲的外交官,辗转于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等地,后又被派驻西班牙,亲身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并竭尽所能地帮助忠于西班牙共和国的难民。他自己也不见容于以铁腕镇压智利工人运动的当权者,在45岁时踏上流亡之途,翻越国境线上的皑皑雪山后,走遍了世界。
成为聂鲁达诗歌创作顶峰的是出版于1950年、由200多首诗汇成的史诗式著作《漫歌》。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其奇幻小说《阿莱夫》里提到一个要把大千世界写入一首长诗的诗人,聂鲁达在《漫歌》和《元素颂》中就表现出这样的雄心:全部美洲的历史、整个大陆的风光、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所有人、诗人热爱的一切事物都呈现于这些诗篇之中。对一切凡俗之物不做美化地如实再现,是西班牙语世界的美学传统。作家与人民站在一起,投入争取解放的斗争,是拉丁美洲文学一以贯之的倾向。诗人一再在诗中阐明立场:“采石人胡安,维拉科查之子,/受冻者胡安,绿色星辰之子,/赤脚者胡安,绿松石之孙,/请上来和我一起出生,兄弟”“我希望,在工厂和矿山的出口,/我的诗歌融汇于土地、空气,/和受欺凌之人的胜利”……诗人书写人民的苦难、人民的斗争,以及那顶顶重要的、最适合诗歌来表现的——希望。在这样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世界,诗人期待着更美好的明天:“我期望/狂暴的海风冲击撕碎的雨丝/将我冲入地下的深处,/然后再顺着地底的河道/奔向地层里复苏的春天。”
聂鲁达也见证了中国的新生。他在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中写道,1928年的东方之旅,他曾途经上海。1951年,当他再次访问中国时,看到的“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上雄辩地发生了变化。”他看到,在这个焕然一新的中国,人们的脸上洋溢着重获新生的笑容:“中国人是世界上更爱笑的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接待他的中国作家们也以真诚、美好的笑与他一路同行,其中,就有诗人艾青。1954年,艾青访问智利时,智利人民的热情友好同样令他印象深刻。艾青在诗中写道:“在世界的这一边,/人们把我们抱得这样紧,/紧得使我们透不过气,/在我们的脸上使劲地亲……”1957年,聂鲁达再访中国,再次在艾青的陪伴下游览神州大地。他以诗人之眼看到中国人民取得的建设成就,他感叹:“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 *** 的花朵。”在乘坐游轮欣赏长江三峡风光时,他注意到忙于耕种的人们:“在极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他也因此对中国充满信心:“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当聂鲁达在黑岛的房子里眺望太平洋时,他一定曾经意识到,大洋彼岸就是中国,尽管这意味着地球两端一段极为漫长的旅程。诗的精神能够克服地理上的距离,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实现心灵的连通。今天,聂鲁达的诗歌在我们的语言里不断焕发生机,老中青译者竞相用最美的中文“再造”那些以同样优美的西班牙文书写的诗作,因为它们“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如是说。半个世纪前,诗人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辞世,他的诗歌一直鼓励着喜爱他、怀念他并追求解放的智利人民,支撑着他们度过艰难岁月。今天,诗人的墓碑守望在涛声如歌的黑岛上,永远面朝大海,永远满怀希望。
(作者为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
《 人民日报 》( 2023年09月13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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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之阳春白雪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宋玉,他也是楚国的大臣,常伴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
有一次,楚襄王听到人们议论宋玉的行为不好,就把他找来问道:“有些人对你的言行很不满意,你想想自己的为人有没有什么不端正的地方?”
宋玉是个很善于辞令的人,他给楚襄王讲了一个故事:“在咱们楚国国都郢城,来了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开始,他唱《下里巴人》这样通俗的歌曲,有几千人都能随着他唱;后来,他唱《阳阿薤(xiè)露》这样比较文雅的曲子,跟随他唱的人只有几百人了;而当他开始唱《阳春白雪》这样高雅的曲子时,能够跟着他一起唱的人只有区区几十个而已!这是为什么呢?”宋玉看了一眼楚襄王,接着说,“这是因为曲子的格调越高,能够唱出来的人就越少。那些平庸的人,怎么能够理解我宋玉的行为呢”楚襄王听了宋玉的话,觉得他说的也有些道理,于是就不再追究他了。
《阳春》和《白雪》是非常有名的两首古琴曲,古时的人们常以“阳春白雪”连称,所以也常被认为是一首古琴曲。在这个故事里,宋玉委婉地告诉楚王:一个人的品行越高洁,仿效他的人就越少。现在,“阳春白雪”一词已经成了高雅艺术作品的代名词。从这个故事中,还产生了一个成语——“下里巴人”,比喻通俗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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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简介
荆门在中国地理“天元”,一张中国地图上下左右对折,交汇点就是荆门。
荆门是“首创首成”的全国文明城市,是农耕文明摇篮,道家思想源头,世界长寿之乡,通用航空新城。
国之重器AG600水陆两栖飞机从这里启航腾飞。
荆门东接武汉,南望潇湘,西眺川渝,北通中原,素有“荆楚门户”之称。国土面积1.24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现辖沙洋县、钟祥市、京山市、东宝区、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漳河新区、屈家岭管理区等7个县市区。以荆门为圆心,500公里内通达中部近80个大中城市,1000公里内可覆盖全国80%的人口。
荆门人文底蕴深厚。孕育了长江中游最古老的文明——屈家岭文化,诞生了中华之一县——权县,出土了“改写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神州之一书——郭店楚简,留下了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养育了楚国歌舞艺术家莫愁女、明嘉靖皇帝朱厚熜、 *** 主席双儿女亲家张文秋等历史名人。演绎了“彩衣娱亲”“阳春白雪”“百步穿杨”等历史典故。境内的国家级大洪山风景区被誉为世外桃源,中国第八大人工湖漳河水库水质一流。
荆门生态底色亮丽。拥有14个“国字号”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4A级景区;全市森林覆盖率32.8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8平方米。所辖钟祥市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长寿之乡,京山县是“亚洲观鸟之乡”和湖北唯一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荆门先后被确定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试点城市。
荆门农业生产发达。承担着“中国农谷”建设重任,被确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重点发展优质稻米、高油酸油菜、生猪深加工、清水小龙虾、精品花卉苗木五大产业,大力实施一袋米、一壶油、一头猪、一只虾、一枝花“五个一”工程,全面打响“中国农谷·长寿荆门”区域公共品牌。
荆门工业特色鲜明。经济总量稳居湖北省第四位,正积极培育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化工、新能源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健康、再生资源利用与环保、电子信息等产业。
目前,荆门正按照湖北省委“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区域发展布局,加快实施“一区两点三元四化五个荆门”发展计划,全力打造湖北中部中心城市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构筑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节点和促进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的重要支点,实现市级领跑、县域突破、乡村振兴,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设创新荆门、富强荆门、美丽荆门、法治荆门、幸福荆门,谱写新时代荆门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从《红楼梦》里史湘云劝学,看加油一词的由来文/入诗
之一节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勤读书。
《红楼梦》第三十二回里,史湘云看到贾宝玉游手好闲,不读书学习,就规劝他:“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
宝玉就与史湘云翻了脸,大呼小叫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
袭人就忙劝湘云“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
提到劝学,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先秦的荀子,唐朝的孟郊与宋真宗赵桓,他们都写过此类文章。
赵桓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流传最广。
不过咱们说的这几位,与之下这位劝学的县令比起来,都还稍逊一筹。
这位就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父亲张瑛。
在贵州做县令的张瑛,水平一点不比儿子张之洞差,只不过当时朝中无人,一直就难以施展才学。
然而张瑛心态比较平实,从不争名夺利,甘愿做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比较能随遇而安。
第二节 府台大人 为学子加油
常年累月在基层工作的张瑛,更知道穷人家的孩子,想要完成阶层跨越,在古代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
就命更夫们,两人一组,一人提锣,一人提油,在夜深时分,若是看到谁家孩子在挑灯苦读,就进门去把灯油加满。
更夫们,就一边“加油”,一边说,“府台大人让给你“加油”来了,恭祝相公金榜题名。”这就是“加油”一词的由来。
就这样,那些没钱买油读书的穷人家孩子,就不用在“囊萤映雪”“凿壁偷光”。
在张瑛的鼓励与援助下,不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就走出一批人才。
而这批人才,也都对张瑛的“加油”之恩念念不忘,口碑相传“加油”的典故就流传至今。同样这批人才也为张之洞成为功勋卓著的晚清四大名臣,奠定了基础 。
咱们再来看贾宝玉,《红楼梦》第九回里讲,贾政在书房正陪着常住府里的一群清客闲聊,贾宝玉过去请安。被贾政骂了个狗血淋头。原文如下:
回说上学里去,贾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众清客相公们都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儿之态了。天也将饭时,世兄竟快请罢。”说着便有两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第九回
贾政这样张口闭口之乎也者、以“阳春白雪”的人设行走官场的儒雅仕宦,都被儿子逼得大爆粗口。可见这个宝玉有多么顽劣。
前边我们提到贾政是在书房与“清客”们聊天,这群清客,又是住在府里做什么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回里说:“上月藩台和我说,要想请一位清客,要能诗,能酒,能写能画的,杂技愈多愈好;又要能谈天,又要品行端方,托我找这样一个人。”
从之上所述,我们能看到,“清客”就是在府里帮闲的文人雅士。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贾府里既有私塾,又常年住着这样一群专门为公子 *** 服务的家庭教师,贾宝玉即便成不了学霸张之洞,至少也要做个优等生吧。
而事实就是那么讽刺,宝玉却就是一个完美的学渣。这也不能全怪宝玉。张瑛在为穷人加油时,贾政又在干嘛?
第三节 家国情怀,才是读书人的立身根本
这里还要重提,张之洞的父亲张瑛,一个十几年得不到提拔的,偏远地区的县令,却能心系地方民众,有一份热,发一分光的勤政爱民。
这种言传身教,都被小小年纪的张之洞看在眼里,在清末那个工业落后的时期,张之洞率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才有了我们清末的、民族工业的吐气扬眉。
兴办工业后,张之洞又提出,我们不能什么都依靠洋人,我们要建学校,培养自己的人才,才不至于以后被洋人在技术方面卡脖子。
这才有了南大、武大、华科大等高校的前世今生,才有了,我们的工业大学与科技院,源源不断的输送出来的、我们自己的科技人才。
张之洞没有皇亲国戚贾宝玉那么多的资源,却能够叱咤风云。就是在于,他能够心系家国天下。为我们民族崛起而奋斗。
而贾宝玉仅是追求的,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各种怜香惜玉的小情调。一个薛宝钗与林黛玉就能闹的他出家做和尚,“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格局与胸襟都差之千里。人生必然不同。
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尔修身为万民;
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出处】
出自宋玉(战国)《对楚王问》。
【释义】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
《对楚王问》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跟着唱的,数千人”。
【启悟】
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这就好比“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虽然雅,能欣赏的人却在少数,“下里巴人”虽然俗,胜在“接地气”。但不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是不能变的。
80年前, *** 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不能贪大求洋,只要高大上,不顾人民大众的需求。8年前, *** 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文艺作品“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两次座谈会的讲话都号召我们要把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统一起来。文艺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要扎根人民之中。为了写好农村,作家柳青毅然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年,终于写出《创业史》。路遥追随柳青的脚步,创作出《平凡的世界》,用温暖的现实主义方式讴歌普通劳动者的伟大。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动情地说:“时代变了,但文艺为人民的立场不能变。人民想看什么,我们就应该演什么。”文艺不能孤芳自赏,要唱响时代主题。延安时期描绘普通人的作品《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之所以轰动一时,是因为作品展示了劳动人民的个人命运与革命大业是血肉相连的;电视剧《人世间》风靡神州大地,观众好评不断,是因为“演活了一个时代的精气神”。文艺不是“象牙塔”,要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北京冬奥会上“中国风”惊艳世界,《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传统文化节目频频“破圈”,故宫、敦煌等国潮文创IP让生活更有“文艺范儿”。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辅相成。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让我们立足中国大地,立足火热实践,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创作出更多“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式的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古代诗人与书童
浩如烟海的古文中,唐诗宋词广为传颂,众多赋文深受追捧,赋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讲究文采和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性质,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其中八篇文章被后人称之为八大名赋(或十大名赋),而今读来依然是历久弥新。
《风赋》相传是屈原的学生宋玉,又名子渊所作。相传一生辞赋作品甚丰。“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典故皆由他而来。《风赋》一文,将自然界的风细化为雌雄,进而说明自然界任何物象皆有阴阳两面性的道理。富于哲理,令人称赞。
《长门赋》为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所作,以一失宠嫔妃的口吻,所作的骚体赋名篇。
《刺世疾邪赋》为汉代文学家赵壹的代表作。通篇讽刺不合理的世事,充满对世上邪恶势力的憎恨,表达了作者难能可贵的精神。
《洛神赋》为三国时期曹操之子曹植(曹子建)所作的浪漫主义名篇。
《枯树赋》为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的作品,尤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名句流芳后世。
《别赋》为南朝时期文学家江淹所作。通过对多个人物的离别,在以悲为美的艺术境界中,概括出人类离别的共有感情。
《阿房宫赋》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创作的一篇散文。全文遣词华丽,思想深刻,展现出一位正直的文人,忧国忧民,匡时济俗的情怀。
《前赤壁赋》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写的两篇《赤壁赋》的前篇,另有《后赤壁赋》,其两篇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名篇。记述了苏轼被贬黄州时,曾秋、冬两次泛舟游赤壁的情景。写下的两篇赋,也反映出作者当时的真实思想状态。
坐看风雨中
《阳春白雪》系古琴十大名曲之一,传为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或齐国刘涓子所作。这从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引南朝宋谢希逸《琴论》说:“刘涓子善鼓琴,制《阳春白雪》曲。”北宋朱长文《琴史》更确指:“刘涓子善鼓琴,于郢中奏《阳春白雪》之曲。”郢中即今湖北钟祥城区(郢中街道)。
据说《阳春白雪》经楚国歌女卢莫愁(称莫愁女)传唱开来。
一年一度的楚国皇家歌舞选拔赛在郊郢举行,有中国古代“帅哥”之称的大夫宋玉任主考官,一位来自本地的绝色美女卢莫愁技压群芳,独占鳌头,从众多的歌手中脱颖而出,成为皇家歌舞姬女。
据有关资料记载:莫愁女:生于公元前3世纪前后。姓卢,名莫愁。郊郢石城(今湖北钟祥)人。貌美如花,爱好歌舞。十六七岁时被楚顷襄王征进宫作了歌舞姬女。由此民间歌舞走进了楚王宫廷。在楚王宫,莫愁女得以与屈原、宋玉结识,受其指导,歌舞技艺日进。后将古代流传下来高曲融屈原、宋玉的骚、赋和楚辞乐声,在大琴师刘涓子的协助下完成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采薇歌》、《麦秀歌》等楚辞和民间乐诗入歌传唱。其中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成为千古绝唱,对后世的乐赋入歌传唱产生了深远影响。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对楚王问》一文,云:“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已。”说的是有位歌者在楚国都城唱歌,他唱《阳阿》、《薤露》,都城里跟着他唱的有几百人;等到唱《阳春》、《白雪》的时候,都城里跟着他唱的不过几十人。此后古曲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成为雅、俗艺术的代名词。
时宋玉当时受宠于楚顷襄王,楚顷襄王游“兰台”,宋玉陪而作《风赋》;游云梦,又作《高唐》、《神女》二赋。不久引起了唐勒、登徒子等人的妒嫉,他们向楚王进谗言,于是才有了宋玉《对楚王问》。“阳春白雪”名曲也因此文而发迹。
“阳春白雪”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钟祥在春秋战国属楚,为楚别邑,称郊郢。当时的郊郢兰台建有宫殿(史称兰台之宫),楚顷襄王时常在兰台宫与大臣商议国事,时任文学侍从之职的宋玉在此写下了《风赋》、《对楚王问》等传世名作,这在明代嘉靖21年纂修的《兴都志记录文本卷二十.郡邑十一》”有记载。因在兰台宫诞生《阳春白雪》,钟祥产生了阳春台和白雪楼两大名胜。遗址分别在今钟祥气象局和钟祥市中医院。在今阳春台中间,竖立着一块高3.7米,宽1.12米,厚30厘米的汉白玉石“阳春台赋”碑(兴献王朱佑杬所作),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著名文人、书法家毛会建(字子霞)客居钟祥时,得知这一典故于此,曾书“阳春白雪”碑(叶莲镌刻,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存钟祥博物馆。
兰台书院
今钟祥有复建于明清之季的兰台书院。兰台书院位于今钟祥一中校园内。清乾隆十五年(1750)安陆府知府张世芳建,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咸丰八年(1858年)曾三次扩建和重修。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凡/文 牛华新/摄)孔子见老子、仓颉造字、尧禅舜让、荆柯刺秦王……这些耳熟能详的典故,刻在汉代的石头上已大约2000年。 *** 是如何记录历史故事的?今天我们又如何解读这些汉画故事?
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汉画故事:刻在石头上的记忆》一书中,九旬学者张道一结合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将收集的数百张汉代画像石图片一一解读。神奇的是,通过这一方画像石, *** 的所见、所思、所为,都能穿越时光被今人所窥见。日前,该书荣获了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
1
《天仙配》的故事妇孺皆知。
董永行孝遇仙,孝亲故事转化为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汉代石刻画像的内容。
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左右,修建在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中便有一幅《董永孝亲》。“由此可知,在东汉时期,董永的故事已十分流行。”张道一说。
画像上的董永旁边刻着一行字:“董永,千乘人也。”千乘,是今山东博兴。关于董永,民间传说中,有说他是今湖北孝感人,有说是今江苏东台人,还有说是今河南驻马店人。显然,这些出生地都是后世演绎的结果。孝亲的董永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石刻画像上的千乘人董永与刘向《孝子图》、干宝《搜神记》的记载也相吻合。
“再看画像中,董永的右上方,飘来了一个带着翅膀的仙女,很明显这就是他未来的妻子织女。汉代画家显然将前后的情节画在了一起。”依托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资料研究,张道一对画像作了生动而有趣的解说。因为原石破损较重,他选择的拓片是参照《金石索》的木刻摹本复原。
张道一说,汉画像石的发展起于民间,但又直接受到上层社会的影响,诸如厚葬之风、生活的铺张,由汉初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表孝心与“举孝廉”的结合等。据考证,当时的高层统治者死后是不用画像石的,封建社会的帝王、诸侯和郡主的墓葬中,多是显赫的壁画和贵重的棺椁,并未见有画像石。凡有画像石的墓葬,主要是中层官员和富裕人家。
像山东嘉祥武梁祠可谓其中的典型。武梁是个儒生,四座墓葬的主人是祖孙三代,另外三人都是孝廉,有一个做了敦煌的地方官。“武梁祠的画像石很有规划,一行一行排列,包括帝王、武侠等内容,还有墓主自己的人生经历。”
“画像石居于社会的中层,人多量大,很快发展起来,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和苏北、皖北、陕北等地,以及山西、河北、浙江等部分地区。既有大型的石刻建筑,又有部分墓门、石柱和嵌石等。在艺术上也是如此,既有带程式化的石刻,如某种仪式,也有独特的艺术创造,意象万千。”张道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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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读者而言,要看懂距今2000年的汉代画像是很有难度的,张道一的解说,无疑成了走近这些画像的津梁。
“事实上,画像石不但反映了汉代社会,而且表现了一个想象奇异的神话世界,譬如 *** 、伏羲、女娲都在汉代画像中出现,汉朝人是把他们的思想刻在了石头上。时隔2000年左右,我们去欣赏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画面时,有的并不陌生。譬如那些宴会的场面,画像中呈现的是庖厨,杀猪、宰牛、烤羊肉串,非常生动,还有耕田者、纺织者和打铁的人,有些生活和生产的方式至今仍在延续,可见民族文化的息脉是难以割断的。也有的我们不明其意,这种变化正说明文化的生命力,对看不懂的画像石,就需要进行现代语释的解读和诠释。”
画像石在墓中都是分散的,但在书中,张道一将其归总、分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把收集的数百幅汉画像(主要是画像石与画像砖),按内容分为人物与世俗、神话与传说、祥瑞与游艺,做了211条注释。对每一幅不易看懂的图的内容、出处、具体形象与情节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诠释,以便于读者更好地欣赏艺术,更好地认识汉代的各种人与事。
正如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所言:“除实物和简牍外,汉代的石刻画像也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地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
“汉朝从西汉到东汉400多年,他们一直忘不了秦始皇和秦朝。汉代画像中从题材上看,数量最多的就是泗水升鼎。”张道一说,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2000多年前,传说秦始皇在徐州的泗水捞鼎,为了找回“飞”走的那件鼎,以凑齐象征九州的九鼎,结果没有找到。而民间传说是:鼎找到了,但当秦始皇派人捞鼎,快要将鼎升到岸上时,忽然从鼎中伸出来一个龙头咬断了拉鼎的绳子,于是鼎又落入水中,不见了。“秦始皇在泗水捞鼎的覆没,证明了秦政的短命,也说明了秦亡后 *** 的一种心态。”
还有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张道一在研究中发现,在山东嘉祥、莒县等地的画像石中,有几幅场面很大的战斗图景,都题作“水陆攻战图”,但在画面的某个角落,有一位骑着战马的女子,刻有榜题“七女”,这好像是一个伏笔,本意并不在水陆攻战。
这“七女”是谁呢?张道一展开了研究。
他发现,《辞海》修订本中有“七女池”,在今陕西城固县北。《水经注》里说,七女池是相传汉项伯死后,他的七个女儿为他取土筑坟所造。
在“楚汉之争”中,项伯本是项羽营垒中人,是项羽的叔父,但与刘邦的谋士张良为至交。张良在下邳时,项羽和范增密谋设“鸿门宴”杀刘邦。项伯得知后,连夜私见张良,想让张良与他一起离去。张良以为“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便在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解脱。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封项伯为射阳侯,赐姓刘。
“项伯是怎样死的,他的儿子有什么罪,史书都没有明说,七女报仇应当与此有关。”张道一说,这件事流传于民间,但又不便指明,所以在山东的画像石中只好称为“水陆攻战”。不过,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了东汉时期的墓室壁画,墓主是中原举孝廉为官的 *** ,其中一幅水陆攻战的画面,题有“七女为父报仇”字样。相互佐证之下,“七女”的谜题就此破解。
3
出生于1932年的张道一,今年已90岁高龄。他学图案学出身,是陈之佛先生的入室弟子。
上大学时他听老师讲汉画,从小就爱思考的张道一,最初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刻在墓葬中石头上的画,会变成在纸上印出来的画?知道是拓片后,他又想知道拓片是怎么做出来的。“老师告诉我,长大后我如果还有兴趣,就会知道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很快,契机来临了。
1954年,张道一听傅抱石先生讲《中国美术史》,讲到汉代时,分析武梁祠画像石的《荆轲刺秦王》,从历史背景讲到侠士的侠义和勇武,从画面的人物讲到“图穷匕首见”的紧张气氛,好像画面的一切都在刹那间,足见汉画作者在创作上的严谨与高明。张道一现在还记得傅抱石先生在分析作品时情绪有些激动,朗诵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诗句,并自然而然地有所动作。“这是我之一次听到对于汉代画像石的艺术分析,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从那以后,张道一得到了启发,下决心要把汉画弄懂,由此进入了那个神秘的世界。他去了山东最有名的武梁祠,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专门研究拓片的 *** 。因为没有直接的参考书,只好一幅一幅地、一个一个地,从故事内容到画面情节,去寻找答案。待到一目了然,才如登高望远,成就感是难以形容的。“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虽然很长,可是‘笨鸟先飞’的道理鼓舞着我。不管飞得多慢,总会到达目的地的。”
如今的张道一,处于半隐居的状态,他不爱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只闷着头做事,陆续出版了六十多本著作。他出书坚持做文化普及,《汉画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还曾用数十年时间研读先秦古籍《考工记》,出版了《考工记注译》。
目前,张道一正在辛苦地做《中国图案大系》的再版修订工作,预计5月完工。
■对话
别把中国古代神话
解读成“伊索寓言”
现代快报:研究汉代画像的几十年间,有没有特别震动您的事?
张道一:上世纪60年代初,我看到有人在报纸上撰文,介绍河南出土的画像砖,上面所印的花纹是一只乌鸦站在枝头上,树下是一条仰头的狐狸。文章的作者说这是2000年前所表现的“伊索寓言”。“伊索寓言”在欧洲文学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一篇为 《鸦与狐狸》——乌鸦偷了一块肉,站在一棵树上。狐狸从树下路过,花言巧语地称赞乌鸦。乌鸦嘴巴一张,肉便掉下来让狐狸吃了。
难道2000年前的汉朝人也知道这个寓言吗?我做了一番细致的考查。原来那是河南郑州出土的一块画像砖。画面中的乌鸦和狐狸,与伊索寓言的寓意截然不同,而是我国古代神话中为西王母寻食的两个使者“三足乌”和“九尾狐”。三足乌是太阳的象征,九尾狐曾帮助治水有功的夏禹。汉画像石中三足乌和九尾狐的形象有很多,与伊索寓言毫无关系,明显是那位介绍者搞错了。
这件小事对我的震动很大,不仅在于数典而忘其祖,更可怕的是对于形象的比附,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对历史的无知,这样的治学 *** 必然会误入歧途。
现代快报:《孔子见老子》是您选在书中的之一个故事,画面非常复杂,您是怎么解读的?
张道一: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上,表现孔子见老子的很多。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谁也不知道,后人是根据庄子的描述流传了这个故事。当时的孔子正是壮年,还不到四十岁,老子已是管理周室文档的老者。孔子谦虚好学,曾专程去拜访老子,为后人留下孔子见老子的美谈,从中可以看出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交流与沟通。
孔子见老子,带了一只雁。这是古代初见尊长时所送的礼品,称作“贽”或“贽敬”。石刻画像的艺人可能不甚了解,就刻了一只鸟放在袖子里,待见面时举手作揖,小鸟也探出头来,引得外边的鸟儿围过来,有三只鸟在两人之间相聚,非常有趣。
另外,在孔子和老子见面时,中间有一个矮小的人,手中推着似车轮的东西,也有的说像扫帚。有人解释说这是老子派人清扫迎接孔子的路,也有人说这是七岁便为孔子师的神童项橐。
在孔门弟子中,最有趣的是子路的形象。他是孔子的学生,性急好勇,平常的打扮也与众不同,他喜欢将一根野鸡毛插在帽子上,腰间还挂一件雕刻的小猪。在关于“孔门弟子”的画像石中,子路常做出武者的姿态,有的工匠将他帽子上的那根野鸡毛刻成了一只大公鸡,腰上挂的雕刻的小猪刻成了一头真猪,活灵活现。
现代快报:您为什么一直出版普及类的图书?
张道一:我读中学时,就被“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感动,研究传统文化,一定要走普及的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给大众听,古为今用,从中借鉴,带来文化的启迪。现在很多古代的文化类书籍,缺少了现代语释。所以出版普及性的书是我的原则,要让老老少少都看得懂。
张道一
1932年生,著名工艺美术史论家、民艺学家、图案学家。我国当代艺术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享受国务院 *** 特殊津贴。1953-1957年先后跟随著名美术家陈之佛、庞薰琹研修图案和工艺美术史论。1958年起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1994年调入东南大学任教,创建我国之一个艺术学系。著有《设计在谋》《造物的艺术论》《吉祥文化论》《张道一论民艺》《中国民间艺术辞典》《中国拓印画通览》等数十种著作,发表论文近300篇。
白雪楼轶事钩沉:从鲍山楼到湖上楼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明代历城人,嘉靖年间进士,与王世贞等倡导诗歌复古运动,为“后七子”之领袖,主盟文坛二十余载。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十二岁的李攀龙辞去陕西按察副使一职归乡,于历城王舍人庄东北之鲍山下卜地建楼,初名鲍山楼,后改称白雪楼。过去济南十六景中有“鲍山白雪”,即指此。至于白雪楼之得名,其中大有来头。
鲍山楼
鲍山楼得名于鲍山,鲍山得名于山下的鲍城,而鲍城则得名于春秋时期的鲍叔牙。鲍叔牙因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取代自己做相国而被人所称道,然而即便是在济南,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东郊鲍山之下过去曾是鲍叔牙的封邑,旧称鲍城。至今鲍山东麓不远处的小区楼群中仍存有鲍叔牙墓,可惜常年游客稀疏,冷清异常。插一句题外的话,据说鲍叔牙特爱吃一种海贝类水产,后来人们就将之称为鲍鱼了。
李攀龙归隐后闭门谢客,绝不去攀龙附凤。鲍山楼建成,楼主于其上延朋会友、切磋诗艺,反倒名声日盛。从他现存的唱和酬赠诗作中可以看出,能登此楼的人不过二三挚友而已,如济南知府魏裳、历城诗人许邦才以及章丘文士袭克懋等。其中魏裳嘉靖三十九年(1561)以刑部侍郎出守济南府,颇有政声。李攀龙《魏使君过宿鲍山楼分赋》诗云:
层楼风雨一登临,把酒重论十载心。楚客岂须疑白璧,鲍山堪自见黄金。褰帷上国风霜满,伏枕中原日月深。忽忆明光曾共被,那知萍梗到于今。
“使君”本指两汉时的郡太守,此处用来指代知府。所谓“把酒重论十载心”,是说嘉靖二十九年魏裳中进士后自己就在京城与之相识。魏裳也曾自言“余为郎时与历下李于鳞同舍”(《白雪楼诗集·序》),诗中“忽忆明光曾共被”一句证明此事不虚,二人过去确曾同住一个屋檐下。李攀龙大魏裳五六岁,两人惺惺相惜、气味相投,却没想官场沉浮,造就一段奇缘,“那知萍梗到于今”,好友竟成了自己的父母官。后来王世懋在《致于鳞书》中说李攀龙“弃官里居,杜门谢客,魏裳三顾其门而不得见,再往候之,于鳞乃出,畅饮论诗甚欢,遂成莫逆”。好像两人以前互不相知,如刘备之求见孔明,显然有些戏剧化了。
魏裳也曾写过一首登鲍山楼的七律:
郢调凄凉思转幽,卜居还倚鲍山丘。初疑海气能成市,不道仙人独有楼。乘兴好看明月上,登高长啸白云秋。琴心自在谁堪识,且听巴人下里讴。
虽然是济南府更高行政长官,但毕竟李攀龙年纪稍长,又是东道主,且诗名更盛,所以魏诗末句自谦说诗写得不好,姑且就当成《下里巴人》那样的俗曲来听吧——这也等于变相地夸赞楼主的格调气质如《阳春白雪》一般高雅非凡。
战国末期宋玉在《对楚王问》中写道:“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曲高和寡一语由此而出。魏裳本诗的开头和结尾处纯熟地化用了楚辞中的这个典故,既恰到好处,又非常贴合自己特定的身份——他来自湖北蒲圻,是地道的楚人。楚地过去曾有过一座白雪楼,坐落在湖北钟祥。白居易曾有《登郢州白雪楼》绝句,估计魏裳不会不知道。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魏裳把白雪楼的名号移植到了济南。
白雪楼
作为济南知府同时也是李攀龙的铁粉,魏裳在三年期满离任之际为当地的文化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刊刻了李攀龙的诗集,还亲自作了序:
于鳞归自关中,结楼鲍山,鲍山故管鲍论交地。于鳞楼居,俯海岱之胜……为白雪之歌。念二三兄弟,何尝一日置哉!余以尊酒过从,和歌楼上,相得欢甚无厌,乃名楼“白雪”,并索其全诗刻之,题曰《白雪楼诗集》。
很显然,知府大人觉得楼主诗风高古典雅,能“为白雪之歌”,所以替鲍山楼改了个更高雅的名字,“乃名楼白雪”。进而把这本新刊刻的诗集也题名为《白雪楼诗集》——这是李攀龙最早刊行的诗集。
李攀龙欣然接受了这番美意,顺势邀请魏裳亲笔题写楼名,还专门为此写了《谢魏使君题白雪楼》诗:
白雪新题照画阑,鲍山堪此对盘桓。楚宫一送江天色,郢曲长飞海气寒。绕夜朱弦清自语,凌云彩笔老相看。使君不是元同调,千载阳春和者难。
首句二句夸赞知府大人的题字为该楼增添了无上光彩,足令人留恋徘徊。后面更是投桃报李地称许魏裳的书法和他的琴艺曲风一样,如阳春白雪,自己实难追攀。
由于知府大人特定的身份和地位,魏裳起名并亲笔题写的白雪楼一名很快就取代了鲍山楼而广为传播。自从推出了白雪楼这个雅号,楼主在此与亲朋好友喝酒品茗、弹琴题诗,越发高调了许多。此外,还有人为之描摹作画,作画者也是个位高权重的人——东昌(今聊城)知府李孔阳。李攀龙《酬李东昌写寄白雪楼图》诗序云:
楼在济南郡东三十里许鲍城,前望太麓,西北眺华不注诸山,大小清河交络其下。左瞰长白、平陵之野,海气所际,每一登临,郁为胜观。东昌李使君子朱,以读《白雪楼集》于广川马中丞家,咄然壮之,归为图以寄。
此中所说“李使君子朱”即河北武邑人李孔阳,字子朱,嘉靖十七年进士,喜吟咏,善书画,著有《溪翁文集》等。李孔阳嘉靖二十八年任东昌知府,读了《白雪楼诗集》后颇为感慨,就画了幅《白雪楼图》托人带给楼主。李攀龙看过后回赠了这首七言歌行:
诗名东郡沈隐侯,那复擅奇顾虎头。江湖槃薄有能事,画我山中白雪楼……丹青快意痴如此,丘壑过人老即休。使君实解郢中调,为尔深知宋玉愁。
先是称许李孔阳的诗堪比南朝的沈约(谥号隐侯),又夸赞其擅长绘画如东晋的顾恺之(小名虎头),末二句说李大人能解会自己诗作中的深意,故引以为知音。李攀龙还曾给同龄的苏州画家周天球(字公瑕)写过《秋夜白雪楼赠周公瑕》诗,可惜诗中看不出画家是否给白雪楼作过画。
湖上楼
李攀龙晚年为生活方便,又于城中大明湖南岸百花洲一带再建一楼,故称湖上楼,同时也沿用白雪楼之旧名。王世贞《白雪楼》诗注云:“末年又筑楼于城中湖上碧霞宫侧,许殿卿赠诗中所谓湖上楼是也。”许殿卿即许邦才,历城人,嘉靖年间著名诗人,殿卿是他的字。他少年读书时就与李攀龙为友,二人志趣相合、交情深厚,皆有诗名于当时。正因如此,许邦才甚至把白雪楼当成自家的了。他的《白雪楼夜赋》中竟有“坐我白雪楼,翩然解朱祓”的句子,尽管这其中有模仿汉乐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的痕迹,但仍显示出他和楼主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莫逆之情。
李攀龙本来身体就羸弱,搬到湖上楼后,更是闭门养病,比起鲍山楼,能登湖上楼的外人就更少了。但也有个例外,李攀龙《于白雪楼送袭生入贡》诗云:
楼上春阴动晓寒,蓟门千里入凭阑。别来白雪还谁和,老去青春好自看。天子今逢新禹贡,诸生不改旧周官。临轩若问羊裘客,莫道江湖有钓竿。
诗题中的袭生指章丘文人袭勖,字克懋。据说他本姓习,当年在京城时曾白日困倦打盹,被路过的嘉靖皇帝看到,心生眷怜,为之披上一件衣袍。为铭记龙衣加身之恩宠,由此改姓袭。但改姓并没能改变他一生坎坷的命运,文名虽高,却直到六十岁才以岁贡生身份出任江都训导。本诗就是楼主在白雪楼与之饯别之作。诗中“羊裘客”“钓竿”等词语化用了东汉严光七里滩垂钓之典,颇切合湖上楼的景致。
李攀龙交游不看身份,唯重才情。无论鲍山楼还是湖上楼,布衣袭勖都是常客。李攀龙《夏日袭生过鲍山楼》诗:
长白山人本种田,谈经半住 湖边。携来满瓮春城酒,乞得诸生月俸钱。倚槛四高沧海气,衔杯一望缙云天。寻常鸡黍休嫌薄,不浅交情二十年。
“倚槛四高沧海气,衔杯一望缙云天”一联意气高远洒脱,和他在湖中楼所写“别来白雪还谁和,老去青春好自看”的苍老萧瑟之气,自不可同日而语。楼主过世不久,同为“后七子”领袖之一的王世贞与袭勖相遇,写了首《赠袭克懋》的小诗:“潦倒青衫也不贫,济南诗样诵来新。相逢莫怪难分手,白雪楼中纵酒人!”
直到清嘉庆年间,董芸还写过《湖上楼》绝句,其中有“鹊华桥上如钩月,曾照诗人湖上楼”的句子。但无论鲍山楼还是湖上楼,在楼主身后不久即废圮了。如今人们常将李攀龙的《白雪楼》诗拿来印证当年湖上楼的胜状:
伏枕空林积雨开,旋因起色一登台。大清河抱孤城转,长白山邀返照回。无那嵇生成懒慢,可知陶令赋归来。何人定解浮云意,片影漂摇落酒杯。
我要强调的是,从“空林积雨”“大清河抱孤城”(当即鲍城)“长白返照”(章丘长白山)等处考量,此作写的是应鲍山楼而非湖上楼,这是需要特别提请地方文化研究者今后应注意的。
明万历年间,山东右布政使叶梦熊惜其人去楼毁,于趵突泉畔重建白雪楼,传云今趵突泉公园内戏楼所在处即其遗址。今秋十月,文稿将成,笔者复游趵突泉。进得泺源门即是石湾泉,泉池北侧便是上世纪末新建的白雪楼,楼东有沧园,沧园中有沧泉,皆以李攀龙之号而得名,托为李攀龙少年读书处。李攀龙年少时即被视为“狂生”,直到后来在陕西任上,仍是这副脾性。《明史》本传载,“乡人殷学为巡抚,檄令属文,攀龙怫然曰:文可檄致邪?”顶头上司又是同乡的陕西巡抚令他作篇文章,结果他极为反感地怼了一句:“文章岂是下命令能写出来的?”
李攀龙的墓址如今已荡然无存,趵突泉的沧园又是附会而建,除了白雪楼,吾邑似再无与之有关的其他遗存。念及于此,殊觉遗憾!虽泉水正盛,然风流已逝,大雅不作,复何言哉?
来源:济南时报